米兰体育-波兰联队取得关键胜利，实现回血
书名：民国风尚志
出版社：花山文艺出版社
作者：周利成
内容简介：
回看光怪陆离的民国百态，玩味无法复制的民国风尚。《民国风尚志》图文并茂地介绍波兰联队取得关键胜利，实现回血了清末至民国时期发生在民国茶楼、妓院、戏院、电影院等娱乐场所的民俗风尚、传闻逸事，内容遴选于一百二十余种民国老画报，并配以近200副罕见的老画报图片。根据详细的档案资料及珍贵的史实照片，对当时的娱乐消遣发展以及独特的民俗文化进行了一次详细的记叙，恩怨风云，一网打尽；人间世相，尽收眼底，展现了民国时期的风土人情、人文风貌和芸芸众生的酸甜苦辣。
民国风尚，是风情、风物，更是风范、风骨；既有风云、风雨，也有风雅、风月，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精神维度，既是对传统精华的守护，也是对现代文明的拥抱。在那个时代，人们那样想着，那样活着，让人艳羡，让人惭愧。民国风尚，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远去，徒留后人神往。然而，波兰联队取得关键胜利，实现回血他们从未烟消云散，甚至并不遥远，清晰可辨——
相片虽泛黄，当年风骨依旧波兰联队取得关键胜利，实现回血！
旧梦今重温，同返现场何如？
作者介绍：
周利成，国内民国老画报研究领域标志性人物。1965年生人，男，汉族，档案编辑研究专家。1989年开始从事档案工作，2004年被评为副研究馆员，2008年任天津市档案馆编辑研究部副主任。2007年任河北区特聘政协委员。自2002年以来一直担任《中国档案报》《中国档案》杂志的特约记者。
出版有《外国人在旧天津》《旧天津的新生》等4部著作，《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的第一撰稿人，主编《船王董浩云在天津》，合作编写《天津电影史话》《百年中山路》《天津德式风情画册》等约200万字。在《今晚报》《每日新报》《中国档案报·档案大观》《今晚经济周报》等报刊开设“津沽遗案”“解密档案”“老周新说老画报”“津门十大收藏家”“津门掌故”等个人专栏，撰稿计500余万字。
书摘正文：
第一章从茶园到戏院
封台开台破台
从小年腊月二十三到大年三十之间是戏园子封台的日子。一进大年二十三，老百姓就开始张罗着扫房、买新衣、办年货，商家则正是赚钱的好时候，人们都没有时间再进园子看戏了，忙碌了一年的艺人，也该回家与家人团聚了。所以，戏园子就要歇业几日，行话叫“封台”（或封箱）。一般大园子封台早些，小园子晚些。正月初一开始唱戏叫作“开台”。封台与开台时间接近的小园子只搞开台仪式。
封台一般有一个捉鬼的仪式，有一人或几人扮成判官模样，两人扮成黑虎长、白虎长。扮判官的在台上，扮鬼的在台下，鬼在前面跑，判官在后面赶，鬼从台下跑到台上，又从台上跑到戏园的各个角落，最后判官将鬼从便门赶出去。然后，祭神、放鞭炮。
腊月二十五是落子馆封台的日子，门外灯火璀璨，园内丝竹喧天，别有一番景致。只见台上花枝招展的唱手坐在台左右的两条长凳上，个个打扮得妖娆动人，搔首弄姿地做出十二分风流模样，有的并肩小语，有的打情骂俏，但她们眼光却都偷偷地往楼上包厢飞，因为那儿有她们自己的客人。楼下池内虽然也黑压压地坐满了看客，但那都是来看热闹的，不点曲，也用不着破费，因为落子馆的封台是免费让人参观的。妓女在登台前循旧规需拈香叩拜，此时围观者纷掷铜圆洋钱，一时钱雨缤纷。
封台仪式开始时，首先由园主对官方、对观众特别是包厢里的有钱人表示感谢，再由乐户（妓院）代表逐一介绍在座的唱手，唱手被介绍时起立鞠躬向自己的客人打招呼，然后由奔走于各包厢中的递活人高声报告某某大爷点某某曲。客人点曲行话叫“戳活”，点一曲谓之“一拨儿”，至少需洋五元。常日，唱手上台至少要唱一整段，但此日为节省时间，只需唱两句或四句即可交差。如此这般，递活人每喊出一个曲名，便有一名唱手走到台上小试珠喉，时调、大鼓、梆子、皮黄，各色不一，各有千秋。唱毕，递活人喊过赏钱。唱手谢后下台即到包厢中寻自己的客人。
但台上的唱手也不是随便来的，她们要在此前竭力邀请自己旧日的客人来捧场，客人来得越多，说明这名唱手越红，来年的生意也越旺。所以，时常出现一名唱手有几拨或十几拨戳活的，她因此得到的掌声也就格外多。照例唱手有客人点曲都是客人先到，然后由园中人去通知唱手来，为的是防止客人失信而造成唱手“塌台”。唱手一般唱完便下台，如果唱手先到了而客人却没来，唱手没人点曲就下不了台，行话叫“塌台”。
这封台仪式原为结束一年歌舞，并且借着题目，给阖园上下执事人等筹些度岁之资。客人的赏钱完全归前后台分散，同梨园行搭桌一样，妓女是毫无利益的，并且除了尽唱义务以外，按规矩还要敬点曲客人以四盘鲜果、一筒香烟，反倒要受一笔小损失。不过唱手们因为好面子而争强斗胜，也情愿如此，何况今日的损失来年还会有数倍的回报呢！
正月初一戏园子开张纳客叫“开台”。开台仪式一般大小戏园子都要搞，为的是预祝在新的一年里生意兴隆、万事顺利。
开台要举行隆重的仪式，通常要燃放鞭炮、放神枪，在台口柱子上挂一红髯口、一把宝剑。仪式一般在上午10点左右开始，先由“架子花脸”扮灵官，穿红靠，但不扎靠旗，戴红色髯口，勾红脸，眉心画一竖眼，左手挽袖，右手执灵官鞭。他这样打扮是取材于道观中的护法神王灵官的形象。武场上由一人打大铙，一人打大钹，一人打大锣，在单皮鼓的指挥下打起“高腔锣鼓”。这时，检场的撒一把“吊云”火彩，扮灵官的演员在后台高喊一声：“嘿！”随着火彩的烟雾上场亮相。然后，武场起“走马锣鼓”，灵官做一些舞鞭、挽袖、跳跃等舞蹈身段后，由检场人递过来一只黑色的活公鸡，灵官上来一刀将鸡头剁下，把鸡血淋洒在台柱子上和台唇上，以避邪镇台。最后，检场人把死鸡拿到后台，再将一个钱粮盆和一份敬神钱粮放在台中间，灵官用竹竿挑起一挂鞭炮走到下场犄角。另有一个检场人急将台毯卷起一半，站上场门边背朝观众向钱粮盆内扔一把“过梁”火彩，把敬神钱粮燃着。灵官将鞭炮放在盆内引燃，他挑着鞭炮沿台口左右走动，鞭炮燃完，他从下场门回后台。有两个童子用新笤帚、新簸箕把炮皮子全部扫在钱粮盆里，称之“敛财”；用烧酒把台柱子上的鸡血擦净；把开台符咒钉在舞台正中，放平台毯。二童子下台向园子经理请赏“彩钱”。
然后，上来一个戴假面具、穿红袍的文财神，手拿“天官赐福”等字样布条幅，随着轻快的小锣声翩翩起舞，谓之“跳加官”，以取吉利之意。
第一章从茶园到戏院
跳加官后是跳财神。财神由花脸或武生扮演，头戴“二郎岔子”（二郎神戴的头盔）上加“红火焰儿”，耳旁插状元金花，搭着黄色彩绸，口叼一个金色、笑眼、黑连鬓胡须的面具，叫“财神脸子”。乐队武场起“九锤半”锣鼓，财神怀抱一个大金元宝，单手整冠、抖袖、举起元宝向左右各跳两回，来到台口，望着台下人，做出往下扔的姿势，但不能轻易地扔，要做出寻找的样子，当没找到合适的人时，虽故意做出扔的动作，但又摇摇头，仍继续寻找，当看到园子的经理时，才将元宝抛了出去，经理在台下忙用大褂兜住，然后就往柜台跑，飞快地将元宝锁在钱匣子里面。经理向众人赏“彩钱”，仪式结束。
这时有茶房头大喊一声“开业大吉了”，随着他的一声喊，园子的大门开了，观众一拥而进，第一个进来的观众免票。
此外，戏园子新开张，或是戏园子遭灾后重新开业，都要举行“破台”仪式，其内容、形式与开台大体相同。如果戏园子出过不吉利的事或是方位不对，还要举行大破台，仪式还要复杂得多。
戏园里供奉着的老郎神
商业神祖崇拜，是旧时民间信仰的一种重要形式，各行各业都有自己崇拜的神祇，戏园业也不例外。戏园的后台常供奉有神像，但因各园演出剧种有所侧重，而神像的模样也就不尽相同。
在京津一带，戏园子后台常挂着的一张布制的画像，外衬两扇小红门帘，这就是梨园行所供奉的祖师爷——“老郎神”。据《唐书》载：唐明皇李隆基酷爱戏曲，曾在禁苑梨园中选戏曲艺人300人，与宫女一起排练戏曲，如“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由此，后世的戏曲艺人遂被称为“梨园弟子”，而老郎神自然也就是李隆基的化身了。
各戏班儿也供奉着老郎神，不过，梆子戏和京剧供奉的老郎神还不大一样。梆子供奉的是皇上，画像是胡生模样儿，白面皮，三绺黑须，戴王冠，穿蟒袍；京剧供奉的是太子，画像是小生模样，戴太子盔，穿蟒袍。戏班进某园子演第一场戏之前要拜老郎神，武生上场前也要拜，徒弟第一次登台演出前要拜，演出成功后也要拜，口中还要念叨着“感谢祖师爷赐我这碗吃”。通常文角作揖，武角下拜。据戏行讲，唱戏不拜老郎神，装什么不像什么，拜了老郎神，心里就有了底，上场才不会发慌，这也是一种心理作用吧。
行拜神礼时，祖师爷下面通常还要摆放一个布娃娃，即喜神，俗称“彩娃子”，是在舞台上做小孩道具用的，在《四郎探母》《法场换子》等戏中常能见到。伶人对喜神的规矩很多，如不得仰面，只得放在大衣箱内等等。据说，唐宰相魏征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进内庭请皇上赐名，但皇上当时正在排戏，缺少一个跳加官的演员，见魏征来了，遂命他赶紧扮戏，魏征忙将儿子放在大衣箱内，等到戏演完了，他的儿子已经闷死了，魏征抱子痛哭，皇上也深觉可怜，遂封他为喜神。此后，伶人都称他为大师兄，因彩娃子是放在大衣箱里的，所以人们叫俗了，就习惯把大衣箱倌也称作大师兄了。戏班子演出时要多给大衣箱倌一份赏钱，以示对“大师兄”的敬奉。
旧时许多戏园子都有自己的戏箱，负责保管戏箱的人叫箱倌。后台供奉的祖师爷前要点一盏“长明灯”，谓之“海灯”。海灯由大衣箱掌管，负责买油、添油，油钱由戏园子或戏班子开支，掌管者自负盈亏，原则是不许熄灭。祖师爷像平时穿黄帔，戴九龙冠，逢节日需换穿黄蟒，戴王帽（京剧不戴髯口，河北梆子戴黑三）。大衣箱倌为“换季人”，每年戏园子给他两次换季钱。
有的戏园子除供奉唐明皇外，还有供奉“五大仙”神像，即狐狸、黄鼠狼、刺猬、长虫、老鼠，俗称狐、黄、白、柳、灰“五大仙”。戏班儿进某园子后，首先由生、净行演员在祖师爷像前烧香叩拜，此后，演员每日演戏进后台均须向神像和祖师爷作揖致敬，再向舞台的四周鞠躬行礼，行内叫“拜四方”，借以保佑此次登台平安，演出顺利，不拜不礼者，就要有祸事，甚至有性命之忧，尤其是有开打、翻、跳等危险动作的武行更要循规蹈矩，不能有任何疏漏。
戏班于每年封箱戏之后到阴历三月十八之前，必选一日祭祖师爷。届时由乐队前引，将祖师爷抬至祭神地点供好，全体人员前来烧香行礼，礼毕聚餐。饭后再由乐队前导，将祖师爷抬回戏园后台。
后台的座位是按行当划分的，不能乱坐。旦行坐大衣箱，生行坐二衣箱，净行坐盔头箱，武行、上下手坐三衣箱，龙套坐旗把箱，丑行可随便坐。特别是装有彩娃子即喜神的大衣箱只有旦角才能坐，因为女衣都放在大衣箱内，而且抱喜神的也多为旦角。
据说打鼓佬的座位曾是唐明皇坐过的，故名九龙口。这个座位不能空，从开戏到散戏，打鼓人始终不能随意离开座位。如需换人亦须待后继者来到才能起立。倘后继者迟到或因故始终未到，亦须候人或坚持，绝不能擅离座位。若在台上出现差错，两角互相指责、推诿，则由打鼓佬评判。因各角台上的一举一动，鼓佬尽收眼底，故打鼓者的评判最有权威，也较为合理公正。
梨园的祀神，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封建迷信，但从本质上讲，却是各戏班、戏园利用祖师爷至高无上的地位，统治艺人们的灵魂，以达到从容管理目的的一种最有效手段。因为，无论波兰联队取得关键胜利，实现回血你是何种信仰，也不管你是多么不服管教的“半吊子”，一到祖师爷面前，都得俯首称臣，躬身下拜。
客票飞票加价票
自1927年春和大戏院首创对号入座、预售戏票后，全市各戏园竞相效尤。开演前半小时，观众持票鱼贯而入，但他们的戏票却不尽相同，除有普通的包厢票、池座票和散座票外，还有客票、飞票和加价票。
某戏班儿初到某地，在某戏园演出第一场戏，行内称“拜客戏”。为了演出顺利，免生额外事端，照例要打点好军、警、宪、特和地方官员，然后还要以角儿和园主的名义下请帖，附上几张戏票，请他们来园看戏。夹在请帖里发给一些特殊观众的招待票就是“客票”，这种票看戏人不仅不用花钱而且还保证有好座。
每场演出通常角儿有几张客票，专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和梨园行前辈。园主也有几张，除给地方官员外，还要给新闻记者。可别小瞧了新闻记者，他们在小报上好歹写上几篇文章，兴许角儿就红了、戏园子就火了；也兴许角儿臭了、戏园子黄了。客票经社会局批准后可以不上税，因而社会局有一定的数量限制。40年代末，为了避免戏园多报逃税，社会局、财政局联合发文取消客票，勒令各戏园嗣后不准再报客票。
飞票是以高出票面价格出售的戏票，与现在“黄牛一族”手中的黑票差不多。这种票常出现在名角儿演出拿手好戏、戏票供不应求的时候。最早是票柜、茶房见戏好，就扣下几张好座的票留给熟客，熟客得票后，除付票面的钱数外还要额外给点小费。后来有人见有利可图，就与园主、茶役相勾结，设法得到好座位的戏票，然后再走街串巷往各阔人家送，常获利一倍以上；如不能完全售出，就到戏院门前兜售。没关系的人就得自己下工功夫、花时间买票再倒卖，他们往往是一听说某园子有好戏，就带着铺盖卷连夜到戏园排队购票，用他们的话说：“我们赚的就是辛苦钱。”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批专靠倒卖飞票赚钱的群体，人们称之为“吃飞的”。
1940年春，孟小冬来津演出，海报一贴出去，购票者接踵而至，而票柜却说：“对不起您呢，票还在上头，还没发下来了！”就这样观众一趟趟地跑断了腿也买不到票，但戏园子外的飞票却比比皆是，原价只有两元的戏票，竟然卖到15元！非但如此，有客人问及园子：“为什么票柜上不卖好座票，可一进园子好座却都被占了？”园方则说：“票全让孟老板拿去了，你们找她要去！”买不到票的观众急了，有的骂大街，有的投函社会局，请求查办“孟小冬包票事件”，新闻界也对她妄加批评。而孟小冬却对“包票事件”一无所知，连呼冤枉。后来经查才知是园主得利后又嫁祸于人。
日本侵略者侵入中国后，梅兰芳蓄须告别舞台。1939年底，在北京最后一次演出时，北京各界社会人士竞相购票，而天津、唐山、石家庄、张家口等地观众，也都认为此次为观梅的最后机会而纷纷入京购票，当时一张票竟卖到四五十元，创下了飞票的新纪录。
戏班在戏园演出，七天为一期。演出上座率高再续演，每期的最后一场为戏班贴演，收入统归戏园。如果是角儿好、戏好，戏票就要临时加价，最早是加二三角。由于只是偶尔的一场戏，而且加价小，所以戏园子并不需要通知官方即可自行做主。临时加价的票款，一般角儿是得不到的，尽数落入了园主的腰包。
后来，发展到只要是观众认为某角儿的戏好要求加演，或是角儿演出反串戏和不常露演的戏时，戏票都要加价。20世纪20年代，梅兰芳在津演出全本《洛神》《俊袭人》等剧时，原本一元的戏票，戏园子就已临时加价到两元，飞票的价就更高了。
天津沦陷后，物价飞涨，百物昂贵，娱乐业普遍不景气，许多戏园、影院因入不敷出而宣告停业。戏园电影业同业公会向当局屡次申请戏票临时加价，鉴于社会现状，社会局不得不有条件地同意了这一要求，只是每次加价都要经社会局、税务局批准。由此，戏票加价合法化、经常化。一时间加价成风，拿手戏要加，本工戏也加，该加价的翻筋斗往上涨，不该加价的也趁机搭车上涨，竟成了一旦有名角儿、好戏出现，票价就紧跟着加上去的景象。仿佛不加价就不足以抬高戏的身价，而观众也会认为不加价的戏就是一出不卖力气、不值得一看的戏，而事实上有的戏即便是加了价，其演出水平也不见得有多高。
看白戏
戏园、影院多年的顽症、也最令园主头疼的就是一些观众仗着自己的背景进园子看戏不买票，行话叫“看白戏”，而且稍有怠慢还会打人、砸园子。如果园子邀来名角儿，那么就有可能半数以上的观众是看白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园子满座却不赚钱的原因了。
1928年1月，军兴（北伐战争）以后，驻津各部队越来越多，军警一向以游艺场、戏园、电影院为娱乐场所，但他们从来不给票资，各戏园、影院还得专门为他们特设官厢和军警优待座，但由于他们的人太多，且占据许多客座，他们占据大半个园子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一个军人带着数名“亲友”也能大摇大摆地无票进园。寻衅滋事、殴打园伙的事更是时有发生。每年正月是两园最旺季节，也是看白戏最猖獗之时，各园虽使出浑身解数，邀来名角儿，但最后一算账，还是入不敷出，亏累不堪。后来，经与军队协商，各戏园提出变通方法，挑选出若干家戏园，按日轮流演义务戏，不卖座、不售票，专供军人娱乐；而不演义务戏的各戏园，则不准军人入内，或一律收票。
同年2月16日，军警督察处也发出训令，取缔军人无票观剧的特权，不准军人随意入园滋扰，并派出大令每日巡回检查，保护戏园、电影院正常营业，弹压席遂由此产生。刚开始，军方尚能遵守，戏园、影院也确实安稳了一个月，但军人们很快就发现允许他们出入的都是二流园子，上演的节目也没有名角儿，都说自己上当了。于是，各园军人肇事事端又屡有发生。
3月15日，两名军人在河东东天仙戏园对观众大打出手，茶壶茶碗满天飞，当即就有数人被打得头破血流。第二天，又有3名军人扮成工人模样，到该园强索包厢，并令已在包厢观剧的观众离开，观众不得不在园主的劝说下退票离场。
为此，3月22日，督署会议决定，以后凡军人观剧，武装齐全者一律半价付票，便衣有符号者亦须购全票。虽有命令，但执行者甚少，且无票观剧者越来越猖獗，甚至有人冒充军人，在胸前随便别上个小牌牌儿就可大摇大摆地进园看白戏。
1940年春，上光明戏院约来京剧名角儿尚小云登台献艺。观众闻讯后纷纷购票入场，有几个日租界巡捕不买票就往里闯，收票员稍一拦阻，就有两人上前将其痛打一顿。事后，该院经理李吟梅找到国民党警察局，找到戏园电影业同业公会会长齐文轩，虽经多次交涉，均无结果，气得李与齐争吵起来，李骂齐无能，拿着会员的钱却不能为会员干事。齐说，你有本事你干，我还不乐意干这两头受气不落好的倒霉差事呢！一气之下，齐撂挑子不干了，李正好顺杆爬，当上了同业公会会长。
但李上任后，才知道要根治这一顽症谈何容易呀！他虽经多方努力、四处活动，但均以失败而告终。
1943年，燕乐戏院服务员头目裴玉松因收票得罪了警察局的人，转天一大早就被警察局抓走了，强制他戴着大高帽子，手里敲着小锣游街示众。
日本投降后，李吟梅下决心治理。他带领部分理事，向津京各大机关呼吁、求援。他们先后找到了国民党警察局局长李汉元、副市长杜建时、国民党军天津宪兵二十团曾家琳团长及警备司令陈长捷，最后找到了北平行辕宋哲元，均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1947年初，李吟梅得知明星电影院经理杨季随与在津的六十二军林军长是同乡，遂让杨代其找到了军长林伟俦。因林与杨素有私交，就一口答应下来。李吟梅得知后非常高兴，率领同业公会全体理事，在裕中饭店西餐厅宴请了以林军长为首的校官以上的军官。后来，林派特务营营长亲自率领着两个排，分组在全市各园子门口检查，取缔无票入场者，营长坐着吉普车巡回检查。
评戏与落子馆
因为六十二军的官兵都是广东人，与天津的军、警、宪、特向无往来，又是临时驻军，所以对任何人均不留情，就这样坚持了三个月，看白戏的现象基本得到遏止。但不久，当六十二军离津后，出于报复心理，那些往日看白戏的人变本加厉，全市戏院、影院无票入场之风愈演愈烈。
1948年3月，上平安戏院邀请了著名演员谭富英全班来津演出，预售三天票已全部售出。开幕那天，园子里呼啦一下子拥进伤兵、流氓、杂霸地痞约400多人，他们占了大半个戏院，持票的观众反没了座位。服务员出面干涉的，全被他们打伤了。当时因为六十二军已调出津城，经理冯承璧干着急想不出办法，只好在台上贴出大字声明：请已购票者推迟三天再来，待戏院想出办法再来看戏，戏票照常有效。
此后，冯承璧、李吟梅到各军警机关求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调来警备司令部的百余名武装官兵，严密把守戏院大门，在园内维持秩序，当时几乎动了枪，总算把三天的戏演下来了。但一结账，给官兵的饭费、辛苦费等，远不及票房的收入。从此，该园再也不敢邀名角儿演出了。直到天津解放，才从根本上消除了“看白戏”这百余年的痼疾。
评戏与落子馆
清康熙年间，侯家后出现了天津第一家坤书馆——天合茶园。光绪年间，繁华地带逐渐向南转移，南市一带也相继出现了中华、华乐（后改聚华）、权乐、群英等坤书馆，号称“四大花部”。
坤书馆俗称花茶馆，到此演唱的都是各妓院的妓女，叫作“唱手”，她们演唱后不取任何报酬，其目的是借台展示自己，招徕嫖客。在这里她们不但要展示自己的才艺，还要做出各种风骚动作与台下观众眉目传情，不断“沟通”。她们演唱的除有京剧、梆子外，还有大鼓、十不闲、荡调、时调和莲花落等地方曲艺。唱手们坐在台上两边的条凳上，依次轮唱，园子的茶房高声报出唱手的花名、所在的妓馆与所唱曲目，唱手迈碎步走到台口的勾栏前手扶栏杆摆弄媚姿，然后才开唱。如果哪位观众相中了，散戏后自会到妓院中去寻其芳踪。所以说，坤书馆实际上是妓女们为自己做广告的场所。当时最典型的是中华茶园，出入这里的多为官僚富商及其子弟，妓女们唱罢就去包厢陪客，与嫖客们的狎昵淫秽动作，同妓院并无二致。舞台前一副出自津城一位文人书写的对联，道出了这里的别致风景：好景目中收，观不尽麝月祥云，莺歌燕舞；春风怀内抱，领略些温香软玉，桂馥芬芳。
平腔梆子在天津的异军突起，同时也震动了天津的各个坤书馆。坤书馆和唱手认识到唱落子是招徕观众的重要手段，于是坤书馆纷纷将落子艺人聘请进来，传授唱手演唱。坤书馆演出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一般由什样杂耍开场，以落子攒底。由于女唱手的音色与表演比男旦更具吸引力，所以生意十分火爆。后来，一般的单个唱手的小段清唱已不能满足观众的欣赏要求，他们更希望看到唱手们也能分成各类角色，同时演出有故事情节的折子戏。所以，后来又发展到唱小戏、唱成本大戏。坤书馆也逐渐改为专演落子的“落子馆”。评剧的第一代演员花莲舫、李金顺以及早期著名的刘翠霞、白玉霜等，就是在落子馆里成长起来的。这批女艺人的出现，对日后评剧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带来了新的生机，可以说，天津的落子馆促进了评戏艺术的发展。
1923年，成兆才、月明珠等在晏乐茶园演出，前清遗老吕海寰连续在此看了两个月的戏。一天他对成、月二人说：“你们的戏有评古论今之意，应在平字前面加一个言字，一来是与平剧（京剧曾称平剧）相区别，二来这评戏的叫法比叫落子、平腔梆子都好听。”他们听了，觉得此名既文雅又富寓意，于是就采纳了这一建议。从此，平腔梆子就正式定名为“评剧”（关于评剧来源还有其他说法）。1928年初，天津首次出现了专演评剧的中型戏园——天乐戏园。
在落子馆里，唱蹦蹦的不以段论，至多十几分钟就打鼓一次，作为敛钱的暗号，这时便有专管敛钱的人，端着笸箩向每位观众要钱。如此这般，落子馆一天可敛2000余枚铜子儿。早晚两场，所得钱数由园主与艺人按三七或二八分账。生意兴隆、进项丰富的，当推相声场和类似花茶馆的调棚，那里的唱法和敛钱的方式与一般落子馆不尽相同，别有风味。
但由于政府的限制，评剧当时只能局限在租界地演出，不能进入城厢地区。1928年9月，以芙蓉花、花云舫等为首的复盛评剧社，由安东来津，在法租界天福茶园演出时，因观众太多、园子规模太小，而于1929年8月移至第一舞台，打炮戏是《花为媒》，演出盛况空前，使当时在天津演出的京剧、河北梆子各班都望尘莫及。从此评戏取得了在中国管界演唱的权利。
评剧以其锐不可当之势迅速风靡整个天津城，1932年3月，刘翠霞领班的山霞评剧社进入了向来以只接京角而著称的北洋戏院，而且包厢戏票卖到两块大洋，池座也有3角，刘翠霞被各新闻媒体誉为“评剧皇后”。这是向被雅流贤士不齿、“鄙俚技艺”的评剧的一次重大转折，为评剧发展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此后白玉霜又在电影《海棠红》中扮演角色，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评剧在逆境中生长、在逆境中前进，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进入了全盛时期，并经久不衰。新中国成立前，各个剧种普遍萧条的情况下，唯有评戏仍轮流在天津的戏院中上演，在具有规模的24家戏院中竟有11家以演评戏为主。
早期的“三面凸出式”戏台
元代后，天津漕运日益发达，民间酬神演出逐渐频繁起来。这时的演出场所，除大量的原始土台外，已出现了戏台。
最早的戏台是三面凸出式，无论是宫廷中的舞台、民间城镇里茶园的舞台，或者是乡间庙会演戏的“草台子”，都是这个样式。后台为化妆室，池座设方桌、椅子及条凳；台前没有大幕，台前台后用一层帷幕做遮挡，名曰“守旧”；两旁是“出将”“入相”的上下场门。在台上最后方正中“守旧”前，摆着一张长方形的场面桌，文、武场面分坐桌子左右。文场五人，是吹奏乐器的，包括笛、笙、唢呐、二胡；武场四人，是打击乐器，包括鼓板、小锣、铙钹、大锣。这几位场面人，有时还要兼操别的乐器。鼓板吹笙兼堂鼓，小锣兼堂鼓，大锣兼镲，吹笛的要兼齐钹，两个吹唢呐的，一人兼海笛、三弦，武戏开打时兼堂鼓，一人兼吹笙或提琴。文武场面也是演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长期给杨宝森伴奏的琴师杨宝忠，精彩、高难度的伴奏常博得台下的满堂彩，为演出增光添彩。由于武场伴奏的声音过大，不但影响演员演出，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也使前排听众听不清唱词，所以后来就将武场放在了守旧的后面。
戏台上，台前设有矮栏杆，在台上方还安装着铁栏杆，以备演武丑戏时使用。当年武丑张黑演《杨香武三盗九龙杯》《连环套盗双钩》等戏时，从后台一出来，就很轻快地腾空蹿上铁栏杆，在上面表演各种偷盗动作，以示有蹿房越脊的功夫。可惜这种特技早已绝迹。在顶棚当中有一块八角形天井，在演出《南天门》《六月雪》等有下雪戏时，从天井往下撒白纸屑，表示下雪的景象。
席棚是最简单的戏台，是用木板、竿子和苇席临时搭起来的，很不牢固。有时戏台上人多了，就会把台压坏，特别是台上木板一旦塌陷，演员就会掉下去。冬天戏台棚子四处透风，演员在台上冻得打战，有时连演员头上贴的片子都结了冰。虽然在后台也烧上一大盆火，但仍起不了多大作用。
天津最早的戏台是天后宫戏台。它始建于明代，是三面敞开式的台子，观众可从前、左、右三方看戏，后来，左右两侧封闭，形成镜框式戏台。舞台是木结构楼台式建筑，坐东朝西，东通海河，西向宫前广场，前后台相连，上是舞台，下为通衢，可过马车。台面、台顶均为木板，顶棚中央有一个六角形的透音孔，前台南北两侧各有一小门，北侧是上场门，门额题“扬风”；南侧是下场门，门额书“讫雅”。台口前脸两侧明柱，书有抱柱对联：望海阔天空千帆迎晓日；喜风轻云淡百戏祝丰年。台面天幕正中，镶六角形雕花透窗，窗额悬一黄地绿字横匾：“乐奉钧天”。
戏楼是酬神的主要场所，平时有远航船队平安归航，都要在此举行酬谢天后娘娘的演出。在每年旧历三月二十三即天后诞辰日那天，酬神演出达到高潮。上午要演三出祝寿戏，最让人感兴趣的当数《八仙庆寿》，八仙唱完祝寿歌后，老寿星便将手中大寿桃的机关悄悄打开，顿时许多拴着红绿绸子的小鸟，便从盒子里飞上天空，名曰“百鸟朝凤”。清光绪年间，谭鑫培、王长林、龚云甫等京剧名角均在此演出过。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天津，戏楼便告闲置。
坐落在南门里大街的广东会馆戏楼，以其独特而科学的建筑设计享誉全国。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破土动工，历时三年建成。舞台为伸出式，台深10米、宽8米。观众可从三面看戏。台下设散座，可容500余人。舞台对面和楼上东、西两部设10个包厢，可容200余人。戏楼和舞台均为木结构、木装修。舞台正中悬一横匾，上书“熏风南来”四个大字。舞台顶端用百余根变形斗拱堆砌接榫，螺旋而上，构成“鸡笼式”藻井，也称“螺旋回音罩”，音响效果极佳。这座戏楼是全国硕果仅存的比较完整的古典式剧场。杨小楼、梅兰芳、孙菊仙等诸多京剧名家都曾在此演出。
独特的戏园闹剧——捧角儿
旧时红极一时的角儿，有的是靠真功夫得到行家、观众的普遍认可而走红的；也有的是没什么真本事儿硬让少数人使钱、弄权捧红的，但大凡红角都要有自己的铁杆观众，都要被人捧，这也是由不得演员自己的事。
捧角的人多为有钱有势的军阀、富商、混混儿等，有懂戏的，也有起哄架秧子的，各有各的目的，各有各的爱好。他们一般是认准了一名演员，只要有她的演出就场场不落，演员在哪家园子唱，他就跟到哪儿，定下若干个包厢，请上若干位朋友，在园子里号召着观众不住地喊好。有的当场往台上撒钱，有的怕人不知道还用红纸写上“某某送某某大洋多少”；有的在大门口制作霓虹灯，写上言过其实的颂词，如“天下第一”“金嗓子”“皇后”等等；还有的给演员印制个人纪念册，上面有她的生活照、剧照以及诗歌、对联和吹捧的文字，或在报刊上写吹捧的文章登大幅剧照片；更有请演员下馆子吃饭、到家里吃夜宵，最后纳妾入室。所以，被捧的角儿多为女性，捧男角儿的很少。值得一提的是，旧时人们把捧角儿当成扬名露脸的好事，并不感到丢脸下贱。
20世纪30年代，天宝班有一个名妓叫赛天仙，不仅模样长得好而且皮黄唱的也非常地道。有一个姓符的名盐商深为她倾倒，用一大笔银子将其赎身娶回家做了妾。赛天仙进门后，仍痴情于皮黄，整日曲不离口。忽有一日戏瘾发作，突发奇想地硬要登台演戏。符经不住她的软硬功夫，为她置办了名伶般的行头，雇了一堂文武场面，但没有戏班子约聘也是枉然。符只好出面请人与大舞台戏院接洽，要戏院约请赛天仙去打三天炮，还要唱压轴戏。戏院经理虽然听说过赛天仙皮黄唱得不错，但因她并非红角，考虑到票房收入，还是婉言拒绝了。
赛天仙得知后勃然大怒，竟把符大骂了一顿。无奈，符只好亲自出面与戏院经理商议，他表示园中若能约赛天仙唱戏，演出期间的池票、厢票自己全部包销，并且赛天仙不要戏份儿。经理见符大爷亲自登门，况且接这买卖，自己只赚不赔，也就答应了，只是将票价定得与当红名角一样高。符明白，戏票终究是卖不出去的，票价定得越高自己的损失也就越大，明知戏院经理是趁火打劫，却还得赔着笑脸感谢人家。
演出日期定下后，为了不致塌台，演出前赛天仙在登瀛楼大宴宾客，诚邀各界捧场。席间，她尽施昔日操副业时侑酒的手段，不仅满堂敬酒，沿座划拳，而且还在每位客人身边陪坐谈笑一番，依依偎偎毫无顾忌，甚至连自己饮剩的残酒也可随意让人代饮。这样一来，满座无不受宠若惊，发誓要尽全力报效。这其中不乏报馆的记者，为了报答她的恩惠，第二天吹捧赛天仙的大幅文字就赫然登在报端，文章极尽美饰之词，有的竟出奇制胜对她的杏眼桃腮、芳名、美腿大加评论、赞美。这一折腾，赛天仙竟声名陡震，登台前便已轰动津城！
及至登台那天，竟有千八百的观众一拥而入。符想得更是周全，事先把戏园子里的茶房、手巾把和卖糖果的三行都安排好了，还把一些“心腹”安排在楼上。赛天仙则送给天津卫各“捧角家”每人两张戏票，这群人便都呼朋引类地埋伏在人群之中，准备伺机带头喝彩。等到赛天仙一出场，一声碰头彩真是震天撼地。赛天仙的打炮戏是《对金瓶》，这戏本是出无理戏，没有准则可考，观众更无法评判其优劣，加上戏的场子极多，赛天仙每次出场都换一身行头，好像时装表演一般漂亮非凡，扮相妖媚，眼风还不时与观众沟通，观众看得是灵魂出壳，只知在台下盲目地跟着扯嗓子喊好。赛天仙见观众如此热烈，胆量就更大了，演得格外卖力。她的戏一结束，捧客们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起向后台涌去，以致后面的大轴戏竟只能唱给板凳、椅子听了！
天和茶园与天津最早的坤伶
第二天，各大小报纸都登出赛天仙的大幅剧照，更把前夜的场面渲染得天花乱坠。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某小报不知从哪儿弄来了她当年在青楼时的两张裸照，堂而皇之地以全幅特刊刊出与读者见面，害得人们都要把大舞台的门挤破了。三天打炮戏结束后，赛天仙声名远扬，成了红遍天津卫的名角儿。
捧角家费尽心机将角儿捧红，却未必能得到其饮水思源的回报。30年代末，天津著名捧角家叶庸方“呕心沥血”“挥金不惜”将某伶捧红，而在他因病而亡时，得到的却只是某伶托别人送来的四元奠礼！此后人们都把捧角家称为“四元捧角家”。此事一时震动京津两地，众捧角家无不感到心寒，皆言戏子无情，并一致认为今后再捧角儿，一定要看准了人！
天和茶园与天津最早的坤伶
据史料记载，坤伶最早大约出现在明代。虽然《世说新语》中载有石崇蓄歌妓的事，但那并不是纯粹的伶人。宋元时是中国戏剧最发达的时期，但舞台上还没有坤伶扮演串戏，直到明代时才出现了真正的坤伶。明代张宗子的《陶庵梦忆》中有论刘晖吉女戏的一段，又说女伶陈素芝，曾留他在她家里饮酒。谈及坤伶朱楚生时，曾有“楚生色虽不甚美，然绝世佳人无其风韵，楚楚谡谡，其孤意在眉，其情在睫，其解意在烟视媚行”的文字记载，由此可见，捧坤伶的风气在当时已开始盛行。
但自清以后，坤伶曾一度走向没落，甚至不大有人注意了。因为当时男伶较坤伶色艺尤佳，并且那时有一种极坏的风气，就是名公巨卿，差不多都有“断袖”之癖。上有好者，下必甚者，于是众士大夫阶层群起而捧男伶，坤伶戏几乎无人观看。在那时出色的饰旦角的杰出男伶，有八达子、天保儿、白二、魏三等人，尤以白二、魏三红极一时。据《燕兰小谱》记载：“白二为旦中天然之秀，他有一种得意的戏，名曰《潘金莲葡萄架》，白二扮金莲极尽淫荡荒唐丑态。魏三本是秦腔的花旦，乾隆四十四年时，以演《滚楼》一出而走红，他不但面貌姣好，歌声动人，而且擅女子装，以鬓鬟和装小脚登场，实自魏三始。”《金台残泪记》也有“魏三出入宰相和珅的门下，声势甚盛”的记载。当时，男伶如此被人所喜，自然坤伶就要相形见绌了。
自此很长一段时间，坤伶尚不能与男伶相抗衡，虽间或也偶有出色者，然亦寥若晨星。直到以梅兰芳为领军的四大名旦的出现，坤伶才彻底翻身，成为舞台上的主角。
天津戏园出现坤伶首推“四架英”，大约是在1900年前后。所谓“四架英”，即名伶金翠英、金桂英、金月英、金秀英姊妹四人的合称。翠英先工老生，后改花旦，桂英本工小生，月英专演老生，秀英则为丑旦。她们原为河南人，出身“马班”，但为一般马班之翘楚，而翠英尤冠于同侪，在豫境及冀南一带，几乎无人不知金家马班的金翠英。
四英曾学习皮黄、秦腔各剧，每有庙会，必登台露演。自庚子之后，天津商业发达，地方亦见繁荣，是时，四英由其养母携之来津，寓宿于河东老车站老泰安栈内。先在东门外席棚的天和茶园出演，颇受欢迎。此前登台演出的艺人皆为男伶，四英的陡然登台，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各界人士竞相争睹。四英一时红遍了大半个天津城，天和茶园也因最早出现坤伶而被载入天津剧场史册。
因天和茶园地方狭小、条件不佳，四英在此演出数月，遂应邀到马家口聚兴茶园登台献艺，名声大噪。后聚兴更名权仙，茶园易主，但四英依然继续出演，茶园获利丰厚。当时，四英所演剧目有《天水关》《文昭关》《黄金台》和《牧羊卷》等戏。其中《黄金台》一剧最受观众欢迎，上座最盛，故该剧每月必演数次。
由于四英色艺俱佳，演出时间一长，难免招蜂引蝶，有关四英的绯闻屡见报端。当时有一姓王的某钱庄经理，每于翠英露演时，无日不聆，久之，几近入魔，有时还邀友同来捧场。嗣后，王花钱买通了园中人代为介绍，备上300元见面礼，盛装华服，至翠英寓所。见面后，王一躬及地，毕恭毕敬地奉上大礼，翠英笑而受之。王献勤道：“今年正月偶往聚华观剧，立刻被你的演艺倾倒，所以自你到津至今，我没有一天不去观看！我以为你所演各戏，无一不好，以《黄金台》最为无匹。我已看过二三十遍，但有一事不解，特登门求教。就是你用脚踢灯笼，何以一脚就让它飞起一丈多高？我回家也曾试验，但使出浑身力量也做不到。”翠英听后不禁大笑，告诉他：“此实非我之本领，君何太痴，缘当我踢时，打灯笼的人即借势往上一挑，望之则以为是我踢起来的了。”王闻言，始恍然大悟。
王某由此遂得识翠英，迷之更甚，而翠英只是将其玩弄于股掌之间，屡施擒纵，结果王之钱财尽数花在她一人身上，不久，钱庄即行倒闭。自此，翠英再也不与王来往。
节日的点缀——应景戏
每遇节令，旧戏园中必演应时即景的剧目以为点缀，虽大多牵强附会，但此风相沿，积久成例。
旧历春节，各戏园必演吉祥戏，尤以大年初一、初二、初三，三天为最隆重。所谓吉祥戏，即从戏名的字面上及剧情内容上，都要有一种喜庆气氛，为节日增色添彩。所以，戏名中有杀、伐、斩、死、伤等不吉祥、犯忌字眼的是绝对不能演出的。吉祥戏又名“新戏亮台”，戏虽热闹，但观众寥寥，而且多数因除夕夜守岁而终宵未眠，不耐久坐。所以，大年初一的吉祥戏多为短剧，午后早早开场，不到天黑就草草收场了。是日，前后台文武场面所得戏份，均以红纸封包，名曰“年份”。初一到初三的吉祥戏后即进入正月节，因为当时各业多告休息，一月内各戏园上座不衰，即行内人所说的“旺月”到了。
吉祥戏的主要剧目有：《御碑亭》带金榜乐、大团圆，《满床笏》（又名《打金枝》《七子八婿》）《定军山》《一战成功》《青石山》《卖符捉妖》《百花亭》《贵妃醉酒》《回荆州》《龙凤呈祥》《摇钱树》《黄金台》《英雄义》《鸿鸾喜》。至于《天官赐福》《五路财神》《八百八年》等都是开场必演的，其中尤以《金榜乐》及《满床笏》居多，所以称之为“标准吉祥戏”，老生、青衣几无不演。武生演《青石山》，花旦演《鸿鸾禧》，也是牢不可破的定例。谭鑫培每于初一时，必演《定军山》，所特别的是，他是从下场门上，由上场门下，俗谓“左青龙，右白虎”，大概是为了避讳走“白虎门”，为自己讨个吉利的缘故吧！后来他的孙子谭富英也一直沿袭这一传统。梅兰芳必演《贵妃醉酒》也几乎成了定律。
上元节的春灯谜常常吸引无数人驻足观看，但戏院里上演的《闹花灯》《洛阳桥》也能招徕不少戏迷，特别是梅兰芳、荀慧生的拿手戏《上元夫人》和《元宵谜》，更是远胜于逛花灯、闹花灯的热闹。
端午节的应景戏较多，俗称端午为五毒蜈蚣、蝎子、蝎虎、蛇与蛤蟆的难期，所以，以五毒为主人公的《五花洞》一剧，是端午节必不可缺少的经典，而由《五花洞》衍生出来的《混元盒》，则更蜚声菊园。《混元盒》为余派代表剧目，原为8本，后多失传，只有《金针刺蟒》《琵琶缘》《捉蜈蚣》三出戏得以流传下来。尚和玉演出的《捉蜈蚣》和李万春曾排演《混元盒》，都是以武生为重，而名旦尚绮霞演出的《金针刺蟒》和《琵琶缘》二剧，则以旦角见长。《白蛇传》中的《盗仙草》也为端午节戏目，并由此连带着与盗仙草相连的《盗伞游湖》《水漫金山寺》《断桥》等剧目，因白蛇饮雄黄酒而显原形，所以《雄黄》一剧也被列入端午节的应景戏。
农历七月初七是七夕节，各戏园一律以《天河配》一剧作为招徕观众的卖点。因该剧取材于妇孺皆知的民间故事，而且演出场面热闹火炽，极具感染力，所以深受普通观众的欢迎。梅兰芳的《太真外传》，无论是在艺术水平上，还是在演出效果上，又都远胜于一般戏班的《天河配》。各戏班为了赢得猎奇观众的青睐，还在戏中极力卖弄灯彩砌末，精心制作独特布景。如南市第一舞台在演出《天河配》时，别出心裁地制作了一个装满清水的木质大水池，让演织女的小菊处和6个仙女着贴身薄纱在仙池内沐浴，演牛郎的小满堂在一旁做嬉戏状，使用忽明忽暗的镁光追光灯做效果，观众透过台口的纱幕，众仙女的倩影似裸非裸、时隐时现，新奇、大胆舞台画面为天津观众前所未见。《天河配》一剧遂为七夕节的号召剧，每年一进旧历七月，各戏园自初一日起就开始演出，一直连演到当月中旬，真可谓“观众喜欢看，演员演不厌”。
此外，农历二月二演《红鬃烈马》，农历八月十五演《阴阳河》，也早已成了戏园子的定例。
号称“华北第一剧场”的中国大戏院
九一八事变前后，周信芳来津在北洋戏院演出，深感剧场设备落后，空间狭小，很影响演出效果。一日，与周信芳素有交往、当时正在经营惠中饭店的孟少臣，来戏院看望他。闲谈中周信芳指出北洋戏院的不足，并说北方戏院普遍存在着场地小、座位少、设备老化，而且票价昂贵的弊端，不能平民化，难以维持长久，建议孟出面在天津建一座现代化剧场，并表示愿出资与孟合作。于是，孟多方奔走，并征得梨园界著名艺术家的大力支持，筹集资金20万元，开始创办一座现代化的大戏院。
孟以月租金800元，租得产权属于外交官顾维钧位于法租界天增里旁的一块5亩多空地。在充分听取周信芳的意见后，孟聘请法国工程师荣利作为工程的设计师，1934年开始施工，1936年戏院正式落成。初时起名“天津大戏院”，后改为中国大戏院。
戏院是一座钢筋混凝土五层建筑，占地面积2700平方米，拥有2200余座位，楼下分为前、中、后排；二楼正面设30个包厢，东西两侧设特别座，包厢背后为前后排；三楼设散座。剧场内没有一根顶梁主柱，不影响观众视线，而且音响效果很好，演员不需要话筒，坐在三楼最后一排的观众仍能听得很清晰。场内屋顶和二楼墙壁上装有磨砂玻璃灯，光线柔和，观众有舒适愉悦之感。其建筑之完美，设备之考究，堪称华北一流。
1936年9月19日，中国大戏院开幕盛况空前，包括市长张自忠在内的2000余名嘉宾参加了开幕典礼。下午5时典礼开始，孟少臣夫人剪彩，来宾由中央、左、右三门鱼贯而入。马连良在戏台上行揭幕礼，舞台设置宫殿式布景，富丽堂皇，光彩夺目，台下来宾掌声雷动。总经理孟少臣做了简短的开幕词，市政府秘书长代表市长致祝词，来宾代表纪华、刘孟扬也相继致贺词，最后由马连良代表中国大戏院致谢词。至此，典礼告成，奏乐送客。晚七时半开锣演戏，在马富禄的“跳财神”、马连良的“跳加官”后，马连良、姜妙香、茹富惠、刘连荣等主演了《群英会》《借东风》。票价楼下前排1.25元，中排0.85元，后排0.45元；二楼东西特座1.25元，一级包厢8元，二级包厢7元，三级包厢6元；二楼前排0.85元，后排0.45元，三楼0.25元（包括茶资5分）。
该院开幕首期由马连良的扶风社连演18天，场场爆满，戏院净得纯利2万余元，可谓开市大吉。第二期是梅兰芳剧团演出24天，同样是场场客满，戏院得利7万余元。戏院还清外债后，在剧场东西两侧又建造了配房，从此初具规模。
中国大戏院分期邀请全国著名京剧演员来津轮流演出，双方议定以12天为一期，如演出剧目受欢迎，上座率高，还可继续演出半期或一期，每一期包银按10天计算，星期日加演日场，不另付包银，但负责演员食宿和接送。
戏院有一套较为完善的服务措施。所有女卖票员、男招待员均要通过考试才能被录用，女招待员着白色学生装，男招待员着白色中山装式制服。观众一进大门，便有两名童子拉开大门热情迎宾，二门前两旁设有售票室，对面有存衣物室和小卖部，小卖部备有烟、糖、水果、瓜子等，可供观众随意选购。另设两部电梯供观众上下楼之用，电梯旁有电话室，观众可随便使用。观众凭票入场后，服务员按号为观众找座位，入座后有茶房为他们倒茶。该院取消了有碍观众还妨碍演出效果的“手巾把儿”，取缔了小贩在场内向观众强卖小食品，不许茶房占座位加价售票。为保持场内秩序，特设了专职稽查人员。二楼设会客厅，备有皮沙发、圆桌和圈椅，供观众休息、会客之用。客厅中间两根顶梁主柱上悬挂着尚小云、周信芳的巨幅剧照。该院的设备和服务在北方是独一无二的。
该院最高领导机构为董事会，董事长是在法租界工部局担任“师爷”的周振东，孟少臣是常务董事兼总经理，董事有赵聘卿、尚小云、周信芳、谭小培等人。前台管事经理是金班侯，后改为冯承璧，后台管事经理为李华亭。下设会计室、总务室，稽查室、广告部等专业处室负责日常业务工作。董事会下还有一个益善房产公司，负责管理戏院的房产，戏院每月向该公司缴纳租金。
娼门逞强斗富
鲜为人知的华乐戏院重新开幕
华乐戏院兴建于清光绪年间，坐落于北京大栅栏对面鲜鱼口胡同内，初名天乐茶园。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著名梆子花旦田际云接手茶园，更名为华乐园，先后在此创办了小玉成、小吉祥、崇雅社等科班，培养了一大批戏曲人才。1920年，田际云因健康关系，将天乐园转兑给了孟秉初，改称华乐园。京剧名伶杨小楼、郝寿臣、高庆奎、尚小云、金少山、马连良、张君秋、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言菊朋等均曾在此登台献艺。1936年富连成科班退出广和楼，长期在此演出，上座始终不衰。1942年9月18日，因近邻长春堂药店失火，华乐园后台被卷入火窟，除前面柜房外，其余均被大火吞没，富连成价值30余万元的行头、道具也化为灰烬。
现已出版的各类图书均认为华乐园从此“陷入停业状态”，直至北京解放，该园才获得重建并更名为大众剧场。但在1943年10月15日出版的天津画报《游艺画刊》中，笔者见到了一则《华乐园重张开幕志盛》的消息，详细报道了华乐戏院重新开幕时的盛况。
华乐戏院自惨遭回禄（对火灾的忌讳语）后，一般人士多为之惋惜，后经菊界名流万子和等出资重建，未及一载即告竣落成。戏院内部建筑完成时代化，由昔日茶楼式之设施，一变而成宫殿式新式剧场，可谓美轮美奂！尤其是园内的灯光照明和座位之舒适，最为观众认可。
戏院订于1943年9月28日晚8时隆重开幕，除邀请社会各界名流参加外，还在头天的报纸上预告届时将有20余名坤伶前来剪彩。因此，当晚7时一过，鲜鱼口小桥上和周边的道路上已是车水马龙、人山人海了。但只有手持请帖的来宾才被放行入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观众也只能远远地看着热闹，他们都是想一睹众坤伶的庐山真面目。其中一位老赶观众还闹了笑话，硬是将一位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指认成了吴素秋！
进得园来，里面更是一片嘈杂，满面春风的园主人热情欢迎客人的招呼声，来宾之间呼朋唤友的寒暄声，客人叫茶役找座位的喊叫声，交杂在一起，好一个热闹场景！园内灯火通明，富丽堂皇，四壁琳琅满目地摆满来宾赠送的牌匾、楹联、缎幛等。满场观众早已超过了该园的额定人数1200人，情愿站票的不乏其人。
少顷，场内传来一阵悠扬的乐声，园内顿时安静下来，人们知道这就是告诉大家代表们将要登场行开幕礼了。再看乐队后面，那些准备开幕典礼的贵宾和剪彩的小姐们，也都陆续登上了舞台，有情报局的管局长、警察局的钱局长、政委会科长、《戏剧报》朱社长等，菊界闻人赵砚奎、万子和、金少山等端站在一旁。“现在要剪彩了”，这是司仪的报道先声。在人们望眼欲穿的期盼下，坤伶们从舞台两侧顺序登场了，她们从容镇定地站在台口。不过，让大家稍显遗憾的是，台上并没有事先预告的20多位坤伶，而只有侯玉兰、白玉薇、杨德华、李毓芳、赵燕侠和马菊文6人，其中的马菊文观众还不甚熟悉，相互小声地询问着她的名字。杨德华算是最摩登的一个，雪白的羊毛外套上嵌着一朵大红花，格外耀眼。素有“布衣坤伶”之称的侯玉兰今天也一改其平日朴实的形象，衣饰相当时髦，玉臂也肯大方外露了，还破天荒地烫了波浪式的鬈发，原来她是今天的主角，是领衔剪彩。她自己讲这是平生第二次剪彩。随着她的剪刀落下，五彩花纸被剪成两段，台下一阵掌声响起，舞台正式启幕。
各位贵宾的贺词中句句都带着祝贺和喜庆，园主人万子和致谢辞后，开幕式礼成。戏剧演出正式开始。
跳财神、跳加官的节目欢腾献过后，台上的《武文华》登场，戏的主角由李桂春的徒弟张某担纲。他乃一个青年武生，但腰腿之功夫甚佳，演出很卖力。随后是一出《弓砚缘》，侯玉兰饰何玉凤，白玉薇饰张金凤，配以李德彬的安公子。侯玉兰的嗓音较前已见喑哑，但能应付自如，白玉薇愈显活泼，相亲之时与侯师姐极尽其开逗之能事。因为他三人均出自戏校，所以行内人称之为戏校的一场合作戏，不过大家普遍认为，他三人当天的合作，确实比在戏校时成绩猛进得多。
休息数分钟后，大轴《定军山》出场，李少春饰黄忠，与侯喜瑞的夏侯渊针锋相对，各逞其长。戏刚开场时，李少春的嗓音略显不足，稍事调整后即行恢复为宽厚明亮、韵味清醇，他文武老生的功底更是赢得全场观众阵阵喝彩，戏迷们大呼过瘾。
曲终人散时已届子夜时分，但华乐戏院门前仍站着许多没买到票却想一睹名伶风采的铁杆粉丝。
第二章妓院
娼门逞强斗富
男人在女性面前表现自己以引其注目，希望得到异性的赞赏和夸奖，这是本性，亘古不变。到妓院嫖妓的嫖客也是如此。他们以嫖名妓为荣，以征服妓女为耀。为了赢得妓女的芳心，他们经常会不惜血本地逞强斗富。
清光绪初年，河北盐山县有一个名叫一掌金的奇女子，年方十七。不仅貌美如天仙化人，凌波三寸，腰细如柳，而且还身怀绝技，勇猛异常，就连一般的武士也对她奈何不得。
一日，她来津献艺于南市三不管，表演上刀山、跑马解、双足蹬车轮等杂技。尤其是她的蹬大瓮，更是令人瞠目叫绝：数十斤的大瓮在她的一只脚上蹬着，另一只脚使其旋转，还不时地玩出一些花样儿，围观者有叫好的，有为之提心吊胆的。更有绝活是脱了鞋子，去了足缠，赤裸着一双秀足在空中走钢丝，一边走着一边向观众不时地抛着媚眼，引来一群好色之徒争观其三寸金莲，掷缠头如流水。
有知情人告诉大家，一掌金实际是一个暗操皮肉生意的妓女，卖艺兼卖身。但她却有一个怪癖，不仅爱钱，而且更爱貌。她有一个卖身的原则：非英俊少年不纳，非自己喜欢的不纳。搁在今天就是典型“外貌协会”的。
当时，天津城里有一名叫张鹏举的武举，臂力过人，虽已届不惑之年，但仍不时地寻花问柳。听说津城来了一位身怀绝技的武美人，他不禁怀揣重金前来探访。一掌金一见来人，脸色黧黑，凹凸不平的脸上还长满了麻子点，不禁笑道：“您老还是回家养养身子吧！”张武举不服气地说：“我乃国家武举，体壮如牛，你今天要是不依了我，得罪了我，你就甭想在天津卫混饭吃了！”金女仍是笑着问他：“武举是个什么东西？又有什么本事呢？”张一拍胸脯说：“武举者，国家之功名，民间之贵人也，其能则力大而神勇是也！”
金女听罢仰面躺于床上，将双腿并拢，对张说：“你如果能将我的双腿分开于左右，我的身子马上就交给你，任你行事，还不收你分文；如果你做不到，就立马给我滚蛋，免得吃老娘的耳光！”张听后心想这有何难，遂上前双手握住金女的双足，做挽弓之势，运足了一口丹田气，口中喊了声：“开！”但金女的双腿却纹丝未动，张用力再三，却如蝼蚁撼树一般。张羞愧至极，抹着满头的大汗，耷拉着脑袋灰溜溜地走了。此后，他再也不对人提及自己是国家的武举了。
还是那个年月，有一个叫赵疯子的盐商，津城巨富，家财万贯，挥金如土，行动举止异乎寻常，所以人以“疯子”称之，其真实姓名反被人们淡忘了。四十出头的赵疯子有个逛妓院的嗜好，经常怀揣重金，赴娼门滥使。
为了显示自己的富有，他一进妓院就使钱让老鸨将其他嫖客一律劝退，让妓院闭门歇业，不得再放他人进入。或令妓女轮流陪他，或叫上一群妓女一同玩耍。如此这般，他在妓院的一天一夜往往要花去200两黄金。数日后，他便厌烦了。
一日，他突发奇想，在妓院里用数张桌子搭成一座戏台，自己身穿僧人法衣，头戴五佛冠，学着释家放焰口（做道场）的模样，以金银锞代替大米，妓女每唱一段，他就往台下狂掷一通金银，台下的妓女、龟鸨们就是一阵哄抢。见此场景，赵疯子不禁哈哈大笑，以此取乐。时间一长，他又玩腻了，想起自己童年时曾与玩伴们玩当皇上、当官老爷的游戏，便又想在妓院演演做皇上的戏。
他规定以整个天津卫中最多房舍的妓院为皇宫，自己做皇上，在全市各妓院中广征名花，选择三个最漂亮的，封为三宫；次之的选择六名，封为六院；再次的选72个，一律封为嫔妃。每位皇宫、贵妃、嫔妃各有不同的封赠。这样，一夜之中他就要花费上万两黄金。后来，事情闹得太大了，惊动了天津府，官府要捉拿他。赵疯子听到风声，见势不妙，连夜逃往南方，终其一生未敢返津。
清乾隆时，津门有盐商查三镖子，家资万贯，室内不仅有妻妾数名、十二美婢，且喜冶游。
一次，他为津城名妓冷艳过生日，在妓院特设“小宴”，置办美酒数十种和美味佳肴上百种。各种菜肴分盛于百余个器皿之中，各由一名婢女捧着。他与冷艳坐在大堂正中央。随着一声“上菜”的吆喝，婢女们手执酒菜鱼贯而入。每道菜肴端到他们眼前时，认为可以吃的就夹上一筷子，不喜欢吃的一扭头，绝不再看第二眼。就这样婢女们轮流进退，穿梭于堂里堂外。由于盛菜的器皿中装有特殊的保温加热装置，如此循环数次，菜肴丝毫不凉。入夜，如婴儿手臂粗的红烛点了起来，堂内亮如白昼，这些蜡烛也同样由婢女们举着。接下来，他二人焚奇香，列唐花，入洞房。整个妓院香烟花气，氤氲如雾，仿佛进了仙界一般。
混混儿与妓院
天津卫的混混儿，又叫混星子，他们自称“耍人儿的”，为地痞、流氓、土棍的通称。二百多年前，天津卫的混混儿以“愍不畏死，结党肇衅，持械逞凶，称霸一方”而闻名全国，据前人记载，当时天津的土棍之多，“甲于全国各省”。他们将整个天津城分割成若干块，分据把守，并时常为地盘之争演绎出一场场骇人听闻的群殴械斗。他们有设赌包娼、争行夺市、抄手拿佣的不法行为，也有抑弱扶强、打抱不平的侠义之举。
逢年过节或大混混儿的生日，甚至是著名混混儿父母的生日、孩子的满月等名目繁多的“节目”，他们都要向所在地界的商家、厂家、戏院、妓院等地撒下大红“请帖”，各家收到帖子后，就要马上将钱送上门来，否则就要大祸临头。这就叫“飞帖打网”。
混混儿到了中年，便开始寻求长久之计，往往致力于开戏园子、开落子馆、开娼窑等营生。天津著名的女混混儿曹李氏，因与吉林督军孟恩远是同乡，又曾在孟家当过老妈，加之她长得俊俏又精明，中年后，便在天津南市开了个名叫天宝班的妓院。此后她又结识了张作霖、鲍贵卿、王占元、张宗昌等大军阀，为迎合他们的心意，她特地花重金买来了江南苏州、扬州的美女。一时间，军阀、官僚、富商蜂拥而至。张作霖、鲍贵卿、张宗昌先后从班子中领出妓女做了姨太太。张作霖每至天津必来天宝班与曹李氏玩“斗十胡”。这样一来，曹李氏名声大噪，竟成为天津的风云人物，人称“小李妈”。一些趋炎附势者，便奔走于小李妈门下，借她“口角春风”，求得一官半职。就连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也成了她的掌中人物，被她呼来喝去。
清末，一个叫赵二的小混混儿想一鸣惊人，他在侯家后将正在三顺班妓院打牌的前辈郭四爷停在门口的轿子给砸了，还叫喊着让他出来跟自己过过招儿，郭四爷听后不动声色依旧打牌，这叫光棍不吃眼前亏。等赵二骂累了、撤了，郭四爷便溜达着回了家，他让轿夫明天一早再赁一顶轿子，他要到赵二府上去问安！
赵二知道这事儿郭四爷不会这样善罢甘休，定会有下文。于是，他一回家就找来了一群混混儿等着郭四爷打上门，这叫“侍候过节儿”。一大早，就有人来报：“郭四爷来访。”众混混儿听了，一齐抄家伙便要迎战。来人却又说：“郭四爷就一个人来的，说是特来给二爷请安问好。”赵二听说郭四爷只身前来“找场”（吃亏后找人前来报复），反倒慌了，急忙一路小跑着出门迎接。但见郭四爷满面春风，双手作揖，抢先问安，赵二也只好笑脸相迎，将郭四爷让进客房。
落座后，郭四爷抱拳拱手道：“二哥，受惊受惊，昨日个在三顺班的是我。”赵二听了急忙作揖打躬道：“四爷，我要知道是您老，怎么我也不敢呐。这话是怎么说的，我这给您磕头赔罪了。”四爷连说：“不敢，不敢。我还有点儿事儿改日再来讨扰。”说罢扭头便走。郭四爷到家不大工夫，有人报：“赵二爷回拜。”郭四爷起身相迎，将赵二迎进客厅，照旧一通寒暄。就此二人言归于好。通过此事，赵二不但没有撼动郭四爷，反而自讨了一个没趣儿，而郭四爷寨主的位子更加稳固了。
清同治年间的一个冬日，大红桥的人到掩骨会来卖橘子，因缺斤短两被掩骨会的人把秤杆子撅了。他跑回来后就报告了大红桥的混混儿，于是，大红桥的人就带着家伙到掩骨会来找场子。一进掩骨会的地界就开始蹦着脚地大喊大骂。偏巧，掩骨会的寨主当时不在本地界上，其他的混混儿又都成了缩头乌龟不敢出头。
这时，一个正在嫖宿土娼的马五听不过去了，只见他披着一件红棉袄，赤裸着下身，光着脚从屋里“嗷唠”一声蹿出来，嘴里不停地叫骂着冲进了人群，把棉袄向外一撇，一丝不挂地躺倒在雪地上：“别打亮着这地界儿没人，五爷我出来了，倒看看你们这帮王八羔子能有多大的尿！”大红桥的人抄起手中的刀，在马五的脑门上一蹭，便是一道口子，鲜血顿时流了出来。此刻，大红桥的寨主忙上前拦阻道：“你们跑这儿打便宜人来啦？你看这血流的，快给马爷的伤口擦上点药止止血！”有人拿过一把盐面洒在马五的伤口上，用力往里揉搓。马五硬是一声没吭！见此情景，大红桥的人蔫了，在寨主一声“丁着下”的号令中，大红桥的人撤了。从此，马五便成了掩骨会的寨主，设局招赌，无人敢搅。
妓院等级和规例
有些混混儿也沾染了小偷小摸的恶习，被称作混混儿中的“败类”。清末，在东城外，依城墙造屋的妓院名曰“排岔子”，都是下等妓院，用上津钱200文，就可在此销魂一度。入夜，各妓院均将妓女刷洗过的绣鞋、足缠等晾地院中，有东城混混儿一行6人中一名叫赵纲的专门偷取此物，取其小巧者，大者抛投于城壕之中。一个名叫穆灿的擅长弹唱，且善变戏法之术，每赴娼门买笑时，必要来乐器吹拉弹唱，曲终乐器也已不知去向，甚至屋内陈设的瓶、镜、钟表之类的，以及衣饰、被褥等物也能被他像变戏法一样变没了。
旧时，各妓院支出的费用中有一项小房钱、一项大房钱，小房钱给付房东，大房钱交给混混儿，因为各个地域的妓院都由“管片”的混混儿罩着。妓院本来就是是非之地，虽被人们称作“温柔之乡”，但却时常上演全武行。为此，遇有嫖客之间的“醋海风波”、“花丛荆棘”的寻衅滋事或是妓院之间的纷争，混混儿就会出面了事。解决的方式通常有两种，一是通过武力，双方大打出手，以决胜负；一是找“袍带混混儿”从中说和。所谓“袍带混混儿”，就是一些名混混儿，在步入中年或老年后，不愿再过成天打打杀杀、提心吊胆的日子，开始利用自己的名声和威望，担任出头为矛盾双方调解的角色。由于他们交际广泛、见多识广，能说会道，言必切中要害，排解得当，提出的解决方案往往为双方接受。如果不接受，他就跪地磕头央求，或装疯卖傻，倒在地上，翻白眼、吐白沫，装死吓人，双方怕闹出人命，只好接受调解。
双方和解时，袍带混混儿先要自己或联合多人，分头向双方解释，请求各方退让一步，放弃前嫌，言归于好。往返多次，双方同意和解，再约定日期、地点，由和事老出资备若干酒席，并请些人作陪。双方见面后彼此客气几句，两位寨主必都不肯先进门而互让三遍，袍带混混儿出头，二人一先一后入门。入座时，后入者居首席，先进者作陪。入座后，大家只叙旧情，不谈前嫌。席间每人只吃一小碗饭便罢，吃饭只是个形式，点到而已，行话叫“坐坐儿”。饭罢，二人同起向众人告辞。出门时，后入者走先，先入者随后，一揖分手后，一场恶战宣告结束。
清咸丰年间，侯家后一带有个姓佟的武状元，他在旧兵营里混了些年，退役后在家养老，置办了一些房产。由于威望高，他在官、私两方面都吃得开，地方绅商也都敬他三分。一些天津卫有头有脸的人来侯家后办公事或是谈生意，都要先拜访他，在他那里挂上一号，他点了头，便可畅行无阻。倘若一些不明事理的人“私自”行事，他就会找碴儿砸了你的轿子或是打伤了你的人。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水大漫不过船去！”当年，侯家后的各家妓院只要有了“过节儿”，一时解决不了了，就要找到他，请他出面调解。说来也算灵验，只要他一出头，双方准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庚子以先，天津混混儿之风大炽，聚众群殴现象时有发生，死伤无数，民怨极大。官方不得不出面惩治，一时将数十名混混儿收监入狱。但因混混儿们个个都善于“熬刑”，不管罪有多大，从无口供。按当时的法律，无供则不能处以极刑，所以混混们就凭借着这一招有恃无恐。光绪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特旨治匪，倘若治匪不利，地方不靖，则要拿地方官府是问。
天津县署大人一时为难。手下有个外号“猴子崔”的判官，给他出了个妙招，制定了杀、辱二罪。凡狱中所囚混混儿，不问罪行的轻重，一律先治辱刑。县署招来一些下等娼妓，令她们脱去衣裤，赤裸下身，双臂伸平，两腿张开，如“大”字形，排成一队，站在县署公堂之上。如果混混儿自认改过，就有人将其头发剃成“娃娃头”，穿“老虎鞋”，再令其跪下，双臂抱于胸前，弓背弯腰，呈怀抱中的婴儿状，从妓女身后膝行过于裆下，高呼妓女“妈妈”，妓女应声作：“哎，好儿子。”最后仍膝行至于县署门外，就算赦免了他的罪行。但因为受辱而失去了好汉之名，从此，他再没有资格做混混儿了。不愿接受辱刑者，立时五花大绑，押赴西关刑场枭首示众。
一些混混儿见官府动了真格的，为了保全性命，只得受辱。其中有一个叫王二狠子的混混儿，在狱中已被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见此情景，坚不受辱，凛然选择了极刑。在送往刑场的路上，囚车中的王二狠子仍面不改色，一路唱着窦尔敦的《盗御马》，赢得路人一片叫好之声！
妓院等级和规例
依据妓女的容貌、品位、素质和出生地，妓院的房屋建筑、室内装饰、设施配套和生活条件的不同，各地妓院分为若干等级。天津的妓院分为一、二、三、四等以下四个等级。
一等妓院为“清音小班”，也有称书寓和别墅的。清时期的侯家后、民国初期的南市和稍后的法租界罗斯福路（今和平路）都有一等妓院。清代，娼妓业有“大同婆娘”“扬州瘦马”的戏语，侧面反映了妓女的出生地与妓女品位间的客观联系。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人文背景和社会环境有所不同，而妓女的容貌、举止、穿着、装饰、习俗也有所差异。
一般的嫖客对江南服饰，操吴侬软语的江南妓女更为欣赏。故而，一等妓院中多为扬州、苏州、杭州、南京、无锡、常州一带的妓女。她们多为被拐卖或被收养的女孩子，是老鸨从小培养起来的，谓之“养花”。教她们琴、棋、书、画，吹、打、弹、拉，飞眼吊膀，暗送秋波等。妓女年龄均在14岁至20岁之间，不但姿色出众，且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可谓肤柔如水，声美如莺，令人神荡魂摇。来这里的嫖客，大多是达官显贵、富商巨贾、豪门阔少和帮会首领之流。妓院规矩很大，讲究礼貌排场，要经历到门、进院、升阶、登堂、进轩、坐久、定情等诸多环节，为的就是设立名目多让嫖客掏钱。一等妓院一般不准嫖客住局（即留宿），以“卖艺不卖身”为标榜。因此，嫖客若得以“鸾凤”之欢，非出重金不可。
二等妓院通常称为某某班，室内陈设讲究，妓女也年轻貌美，只是才艺与一等略逊一筹。这里未破身的为“清倌”，已破身的叫“浑倌”。嫖客要在“浑倌”那里留宿较为容易，出以规定的夜资即可。嫖客要想为“清倌”破身可就不那么容易了。这类妓院多集中在日租界和民国时期的南市地区，如中华部、同庆部、群英后、权乐后等地的妓院。
三等妓院多称作某某堂或某某下处。这里的情况就差得多了，妓女的年龄从十几岁到三十几岁都有，卖肉为主。南市的广兴里、丹桂后、燕乐、聚华前、翠柏村、红叶村、侯家后和北开等地都有这类妓院。
四等以下的下等妓院多集中在谦德庄、赵家窑、落马湖、三角地、小道子、地道外一带，这里的妓女大多年老色衰，从以上三等妓院中淘汰下来的“剩妓”，而且多数都患有各种性病和皮肤病。嫖客也多为拉胶皮的、脚行装卸工等下层劳动阶层，所付嫖资也很少，妓院打出的广告多为三毛随便、两角随便之类。由于这些地方未设路灯，胡同狭窄，脏水满地，腥臭熏鼻，嫖客晚上来访时常常是摸黑而来，深一脚浅一脚，就像在河里摸鲇鱼一般，故而人们又称之为“鲇鱼窝”。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管天津，一些妓女迁移到英法租界各大饭店，专为招待外国人和上层人士，她们没有明确的等级，其生活状况介于一、二等之间。
此外，天津还有俄国一等、二等妓院多分布在小白楼、英租界43号路（今洛阳道）、特一区福州路（今南昌路）等地。日本妓女多集中在日租界，朝鲜妓女多在日、法租界内。日租界寿街（今兴安路）有一处最有名的日本妓院，名曰：神户院。馆内布置为古代日本风格，装饰、陈设极为考究。进门处放置了一些明信片大小的日本春画，嫖客可以随意取用。这里有歌妓和娼妓两种，宴前娼妓侑酒，歌妓歌舞。事后，妓院还要送给嫖客礼物，夏季送日式小团扇：一面印着穿和服的日本女子，一面印有神户馆三个大字，下方是该馆的地址和电话。冬季送日本特制的一具怀炉，内燃炭末或纸卷。
中国的娼妓制度衍变至近现代，从组织管理到行业经营都已经具备了一套繁复的规例。在天津的一等妓院，嫖客第一次到妓院来玩，进门由守门户的“茶壶”接待，茶壶笑容可掬，道声：“二爷！您来啦！”（忌称大爷，大爷是王八）嫖客付上“开盘”茶资，茶壶即高喊：“看厅！”霎时，身着艳服、涂脂抹粉的妓女像上市一样排队出来，任嫖客挑选。嫖客选上哪一个，就在那个妓女房间里玩。妓女端上盘子，盘内有香烟、瓜子、糖果等，另有茶水招待，谓之“开盘”。妓女为嫖客弹琴唱曲，陪嫖客打情骂俏，供其玩弄，大约逗留一小时左右，俗称“打茶围”。
嫖客第二次来该妓院，必须仍与第一次挑选的妓女苟欢，不许另挑别的妓女，更不能嫖朋友嫖过的妓女，那是妓院中忌讳的，这也是为防止嫖客之间争风吃醋而立下的规矩。
处女第一次留客过夜，称为“梳弄”或“梳笼”。一般来说，梳弄之前，要先与破瓜的嫖客结线头、吃和合酒。随后，妓院还要燃起一对大蜡烛，并摆酒宴为贺，犹如洞房花烛夜一般，称为“点大蜡烛”。嫖客除能享受处女味道外，还能得到一块染有处女之血的白绫汗巾，以作纪念，同时，也有让嫖客“验明正身”之意。自然，为妓女破瓜的费用要比普通嫖妓要高许多倍的。
男人们为自己占有处女的过程起了诸如“破瓜”“上头”“开苞”“梳笼（梳栊、梳弄）”“摆房”“点大蜡烛”等种种下流的名称，以满足自己畸形的处女嗜好。为了应付“验红”，妓女们常常使出张冠李戴之计，在白绫汗巾上用新鸡血染上三四块，以图蒙混过关，所以有一名妓女竟能“开苞”数次。就有当时的上海《图画日报》叹曰：“洞房花烛，女郎喜事。只有一宵，奈何屡次？真是荒唐，罔知羞耻。露花孽缘，如是如是？”
因此，为雏妓破瓜就成了妓院标榜门户的“卖点”。也有人为此发明了一种“处女检验技术”名曰：“守宫砂”。其具体操作是：把蜥蜴放在盆里用丹砂喂养，过后将其捣烂，即制成一种红颜料（称守宫砂），用这种颜料涂于处女手臂某处，就会终年不褪。一旦处女与男子发生性关系，就会自动消失。据说这种方法最初是为了保证宫女之贞而“发明”的，而后流传至妓院，但其是否科学却无人考证。
庚子年后，每逢大年除夕夜，娘娘宫中通宵香火不断，由十二时后至黎明止。各院妓女必要倾巢而出，三三五五，相携入宫，降香求福，因为她们均服一色红衣，俨然梨园扮演的玉堂春，故而得名“满堂红”。一些放浪不羁之士，早早地就站在大殿月台之上等着参观这壮观的场面，迎风凌寒，一站就是几个时辰。更有一些纨绔少年，挤在妓女之中，以进香为名，等妓女伏身下拜时，他们也一同随之跪在妓女身旁，就像结婚仪式上的夫妻共拜天地，因此得名“拜天地”。常有一些无赖子弟为争着与姿色过人的妓女“拜天地”而争执起来，以致老拳相见的。有人遇有素日相识的妓女，则是一番互道新禧，说上几句拜年的话，借机叙叙旧情，他自己觉得很是得意，别人看了更是慕之、妒之。人们给他们的行为起了个名字，叫“娘娘宫站岗”。此风沿袭了很久，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取缔。
嫖客是妓院中的“上帝”，嫖客只要付出了足够的金钱，便有了役使、虐待、欺凌、支配妓女的“特权”。嫖客为了寻求感官的刺激而施以的各种性虐待活动，如拳打脚踢、口咬手抓自不用说了，还有用所谓“肉屏风”“风流阵”“肉双陆”“香痰唾”之类逞其淫威的花样儿。
“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与“苏州头”并称的是“扬州脚”。旧时，人们不喜欢丰乳肥臀的女人，而专爱以纤小著称的“三寸金莲”。作为一种时髦，妓院中不少妓女无不以小足金莲作为媚男的本钱。青楼中，男女调情，也常常从抚摸、玩弄妓女的一双小脚开始。
因为小脚女人，迎合了男人视女人为玩物的低级趣味，满足了封建时代性变态男子所谓小脚“瘦欲无形，越看越生怜惜”、三寸金莲“柔若无骨，愈亲愈耐摸抚”的病态性意识和审美观。一些肉麻文人甚至制定出“瘦、小、尖、弯、香、软、正”等七条小脚标准。他们认为小脚的功用就是叫男人昼间“怜惜”、夜间“抚摸”的。小脚被视为女人的最隐秘处，被视为女人的性器官。在男女缠绵之际，玩弄女人的小脚不仅能够激发男人的淫欲，而且也能够激发女子的性欲。有些妓女为了引诱嫖客，总是要大肆卖弄莲钩三寸：“有时故意一缩，有时故意流露，有时故意整一整，有时故意蹴一蹴”。据说这样的卖弄比暗送秋波、眉目传情还要“刺激”。
妓院里的供奉
旧时，人们出于迷信，做任何事情都希望能得到神灵的保佑，所以，各行各业都挖空心思寻找一个与自己行业相关的历史名人或传说中的神仙，做行业的祖师爷供奉起来，以祈福获得平安吉祥。比如，读书人供奉孔子，练武的供奉关羽，做买卖的供奉赵公明，医药业供奉药王，木匠供奉鲁班，屠夫供奉张飞，打狗的供奉樊哙，乞丐供奉伍子胥等等。娼妓业也称乐户业当然也有自己的供奉，只是由于地域不同，其供奉对象也不尽相同。天津较为普遍的是供奉管仲和白眉神。
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后，任用管仲为相。管仲在任期间，竭力协助齐桓公治理国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设置“女闾”就是他的一大创举。所谓“女闾”，就是官办的妓院。其数量有300和700两种说法。据《周礼》记载，“五家为比”，“五比为闾”，一闾是25家。倘若是女闾300，即为7500家；若设为700，就有1.75万家之多。当年娼妓之盛由此可见一斑。在他的影响下，春秋各国纷纷效仿，从此娼妓制度获得合法地位，可以光明正大地经营。娼妓业由此奉管仲为“保护神”，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时期。
据1934年出版、戴愚庵撰写的《沽水旧闻》记载，当年，天津的许多妓院供奉的是“白眉神”。白眉神，长髯伟貌，骑马持刀，与关公关云长的长相甚为相似，只是眉白而眼赤。据说，他是黄帝的乐官伶伦，仙号洪涯先生，俗以妓女、狎客同拜此神后方能定情。妓女于农历初一、十五两日在手帕上刺绣白眉神像，然后拜跪祈祷，可使结识者之情爱不能转移他人。如果未破瓜的雏妓首次接客，必与嫖客一起跪拜此神，然后方可共度巫山。
如果妓院里有某个妓女一天未“开盘”（未接客），全体妓女都得跟着倒霉。第二天一大早，妓女们都得向白眉神跪搓板，这叫“满堂警”，其目的是在妓女之间制造矛盾，让众妓女都衔恨于未接客的妓女，迫使她们不顾一切地去拉客。如果生意好了，个个妓女都高朋满座，也得同样罚跪，这叫“满堂红”。老鸨认为，买卖兴隆是因为妓女们对嫖客过分殷勤，表现出天生的贱骨头，不打不成材。
天津的一般土娼即暗娼，大都隐蔽在胡同深处，门前挂有“某某某寓”四字招牌，仿佛寻常寓所。所不同者大多大门洞开，门洞内设一香案，壁上贴一神像，这神就是白眉神。嫖客见此情景，即可大胆步入寻欢。白眉神因此便成了妓院的典型标志。
一些高等妓院供奉的是宋朝著名词人柳永。在柳永出现前，妓女与嫖客就是单纯的性交易，妓女只是被视为一种玩物。而柳永不仅为妓女填词，而且还教会了妓女诗词歌赋，使妓女增加了艺术品位，让妓女由卖肉上升到了卖艺，妓女的地位也随之得到提升。嫖客欣赏妓女也从单纯的外貌上升到了色艺双馨，妓女从中也找到了自己的“尊严”。中国的娼妓业此时发展到了顶峰，以至于影响到了宋仁宗和宋徽宗。宋徽宗后宫佳丽三千，却独被妓女李师师的风韵迷倒，原因并不在于李师师比后宫的佳丽更漂亮，而是她的“艺术”气质高于常人。及至花界每次评选花魁，更注重的是妓女的才艺。
因此，柳永每至妓院，老鸨、妓女、龟奴无不远接高迎，奉为上宾，更无须支付任何嫖资。他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等词句不仅在花界竞相吟咏，而且也传遍神州大地。柳永去世的时候，全城妓院停业一天，所有妓女倾巢出动为他送葬！妓女们个个花枝招展，哭声震天，数里可闻。这一空前绝后的盛大场面连当朝的皇上驾崩时也是望尘莫及啊！此后，每年清明节京城的妓女都要为柳永扫墓，俗称“吊柳七”，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俗。
此外，还有一些妓院供奉“五仙”，即狐（狐狸）、黄（黄鼬）、白（刺猬）、柳（蛇）、灰（鼠）五种动物。娼妓业认为这五种动物不能伤害，尤其不准打老鼠，因为老鼠是娼家的财神。
妓院的供奉也是统治妓女的一种手段，是对妓女的一种精神约束，从而强制妓女俯首帖耳地听从他们的摆布，成为他们的摇钱树。假使妓女违反了行规，除了要受到“进红城”“撇大簪”“跪搓板”“举木棍”等惩治外，还要让她跪在祖师爷面前忏悔，祈求祖师爷的宽恕，并发誓今后绝不再犯。
为了让妓女死心塌地地留在妓院，服服帖帖地听任老鸨的摆布，娼妓业还有一种“祭鞭”的仪式。当时天津的各大妓院都藏着一条用皮条编织的马鞭，内插百余根钢针，寒气逼人，不寒而栗。初来妓院的雏妓，必祭此鞭。在夜深人静之时，将鞭陈于“五大仙”牌位前，妓女跪倒在地，老鸨“亮底”，晓以“大义”，施以怀柔。灌输“世人笑贫不笑娼”“淫业也是商业中一行”“命由天定”等思想。列举历代众多妓女出身的前辈日后出人头地的实例，为妓女规划美好的前程。继之，又是一通威胁和恐吓，声称今后如敢违抗院规，老鸨则代表祖师爷旨意施以鞭笞。最后，妓女起誓，表示顺从，正式入行。
旧天津的娼妓业
天津的娼妓业是随着商业的发达而发展起来的。自明代建卫以后，天津的地理位置日显重要。它是北京的门户，是漕运的总汇，是长芦盐产运销的中心，是各地物资交换与工商业贸易的枢纽。出现了“晓日三岔口，连樯集万艘”的昌盛局面。那时，天津工商业繁华中心，就在北门外针市街、北大关、估衣街、锅店街、侯家后及天后宫南北大街一带。位于南北运河交汇处的侯家后，正是这一带的中心，作为商贾富豪们冶游淫乐的娼妓业，在此得到了迅速发展。《津门杂记》中杨一的“天津论”曾写道：“……出门来满面红光，一口槟榔，东倒西歪在街上晃，又把侯家后上。进入双翠堂，点烟灯，躺在炕，女班先唱两个曲……朝着谁唱，眉来眼去弄巧腔，叫好不住地嚷，钱票费几张。听罢曲出房，颠鸾倒凤对鸳鸯，一夜情难讲，不知不觉东方亮……”这里叙述的就是乾隆年间侯家后娼妓业的繁荣景象。
清朝中叶，因达官贵人欲修花园，把北门外落马湖的一片低洼地垫平，一些特别贫困的妓女为维持生计，陆续在那里搭起一些苇席窝铺，从事卖淫。后有胡、方、张三姓有钱人家在那里盖了200多间房子（均为仅能容纳一张桌子、一副床板的小屋）租给妓女，使落马湖成为妓院的聚集地。
1860年，天津被迫开辟为商埠，并陆续出现被帝国主义侵占的九国租界。他们驱赶中国居民，拆毁茅屋，破坏神庙，树起本国国旗，新建大批房屋、洋楼，修建道路、码头，外国军人、政客、商人及传教士相继拥入，租界的经济很快繁荣起来。新兴起的日本租界和靠近它的西边，由原是“三不管”的荒丘水洼地渐渐形成的南市，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而此时的侯家后，由于运河堵塞，漕运锐减，经济逐渐萧条，因此，一些档次高的妓院纷纷迁至租界地及其附近地区，留下来的妓院只得沦为三等。这是天津娼妓的第一次大迁移。
由于租界内娼妓业的畸形繁荣，再加上侯家后、三角地、落马湖等娼妓的集聚区，至清末时，天津的乐户已发展到500余家。
民国初年，由于军阀混战，捐税加重，加之散兵游勇骚扰，致使很多妓院关门歇业。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利用地痞、流氓、白面烟鬼等组织便衣队，几次大规模地袭扰商民住户，侯家后、落马湖、北开、三角地等妓院遭到洗劫，又有一批妓院相继关闭。此时，只有南市一带的娼妓业异常繁荣，除天宝班和韵香班兴旺一时，权乐、群英、庆云等落子馆前后,左右各妓院也是车水马龙，人声嘈杂，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有很多班子门口立起锅灶，供应饭局。
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1922年和1924年又发生两次直奉战争，连年的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天津的娼妓业也受到严重冲击。加入北伐后，天津国民党政府又高唱废娼禁烟，天津女权请愿团在天津河北师范学校召开大会，将“废娼运动”列为会议首要议程。1923年3月，天津《大公报》连载天津学生同志会女权股废娼运动宣言，天津养真社也举行戒嫖戒毒运动大会，曾经盛极一时的南市各妓院营业一落千丈，各班子纷纷迁入日租界。这是天津娼妓的第二次大迁移。
日租界当局特别划出曙街（今嫩江路）一带为“游廊地”，作为日本妓院及酒店开设之地。原来日本妓院大多开设于日法租界的交界处，即浪速街（今四平道）、松岛街（今哈密道）、蓬莱街（今沈阳道）一带。中国人开设的妓院，多开设在旭街（今和平路）临近的两侧。据日本居留民团的统计，1928年该界正式营业的日本艺妓91名，朝鲜籍妓女58名，华籍妓女730名。据1936年统计，日租界有营业执照的妓院有200余家，正式上捐的妓女达1000人以上。
1928年以前，天津的娼妓业一直没有自己的组织，乐户及妓女在营业之前均需要向警察厅申请营业执照，有了营业执照即视为合法经营，并向财政部门纳捐上税，从头等到五等均一律执行，由当地辖区巡警负责监督。1928年后，各乐户区域内稍具同业性质，略有系统，特别是萧振瀛任天津市长后，进一步提高了乐户地位，并谕令成立事务所，负责乐户和妓女申请营业执照和缴纳捐税事宜。他还下令废除四、五等乐户、妓女捐，一、二、三等乐户纳乐户捐（俗称门捐），妓女纳妓女捐。所以，娼妓业一直把萧振瀛称为“恩人”。萧振瀛也曾办过妓女感化院、习艺所，进院妓女每天有三四个小时学识字、女工和其他手艺，但仅3个月便被迫结束了。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天津，出于奴化中国人的罪恶目的，公开以繁荣市面、加强税收为借口，提出可以随便设立乐户，并于1938年3月17日，天津特别市公署制定了《天津特别市公署警察局管理乐户规则》以及《妓女检治规则》，设立乐户公会，管理窑主及妓女。由于政策的宽松，一些流氓混混儿纷纷申请开设妓院，伪警察局更是来者不拒，因此，天津妓院骤增，娼妓业空前繁荣。据1938年月12月统计，乐户650多户，妓女3080人，形成了东西南北中五大“乐户区”，每个乐户区都设一个乐户分会。
日本侵略军在东车站还设立了一所军妓院（慰安所），这是一所东洋式厅房，四周布以严密的高压电网，并有警卫严加把守。为了得到大量的军妓，日军唆使伪警察局主办，伪警察局将此任务交给乐户公会，从天津各妓院中挑选年轻貌美、身体健康的妓女到慰安所充军妓，每两个月轮换一次，每次30人左右。最初，是乐户公会令各分会上报慰安妓女名单，后来妓女们都不愿去，而日本宪兵队又是不断催问，只好由警察局出面强行征人。日军在征来的妓女中先挑选年轻貌美的，再经过两次的体检，合格者才可以进慰安所。妓女们在这里遭受着残酷的蹂躏，每天至少要接客十七八次，多时要30余次。
更悲惨的还是那些警察局抓来送到山东、河南等地，“慰劳”日军前线将士的妓女们，她们不但要遭受日军的蹂躏，而且还要冒着生命危险。赴前线的军妓中，每10人中就有6人死在前线。
1939年夏，天津发生了特大水灾，市区妓女多数迁至法租界惠中、世界、北辰、巴黎、国民、孚中等饭店内（虽然该处也有水，但因楼高而坚固），既避水灾又能营业。水退及开放交通后，各妓女因在饭店内营业无须领取营业执照，也不用纳捐纳税，更没有巡警查店骚扰的麻烦，所以都不愿再回到乐户。各饭店因妓女的存在营业空前繁荣，他们尽量为妓女们提供方便条件。
1943年6月，伪市府收回法租界，改为兴亚三区，行政归伪市府管辖，但由于“寓禁于征”的政策，伪市府对饭店妓女未予取缔，仍沿用旧法工部局的法则准予纳捐。至1943年底，执有饭店营业执照的“饭店小姐”已达2600多人，实现了天津娼妓的第三次迁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开展“推行新生活运动，逐渐取缔公娼制”，采取限制发展的措施，只允许执有日伪时期执照的乐户和妓女到市警察局换证后继续营业，不允许再发展新的乐户和新的妓女。而妓女们则以旧营业执照遗失为由继续营业，各乐户办事处不但不予以制止，反而擅自印发临时营业执照，使妓女人数骤增。俟警局侦知后，又不得不将临时营业执照换成官方的营业执照。
此后，市政府重新修订了《天津市警察局管理乐户规则》《天津市警察局管理妓女细则》《妓女检治规则》，设立了天津市花柳病防治所，办理妓女就业、休业、请假、迁移和春秋两季检查诊治工作。将原乐户同业公会改为天津市乐户总代表，并在全市8个乐户区设立9个乐户代表处，负责征缴捐税，查验营业执照和检治证以及组织妓女定期检治，代表处负责人多为窑主、领家。
据市警察局1946年9月的统计，全市共有乐户480家，妓女2028人。而据花柳病防治所工作报告中称：全市的明妓暗娼总数约在１万人以上。国民党政府接收天津伊始，大量的美国军人作为同盟军进驻天津，各种舞厅、酒吧应运而生，舞女是伴舞也陪睡，酒吧女招待是卖酒兼卖淫。各大饭店更成为美国兵猎艳泄欲的最好去处。美国军队是不禁止士兵去嫖娼的，他们认为食、色是人之天性，不能避免，所以不但不禁止，而且还予以便利。
1946年8月，天津市九个乐户区，230家乐户联名呈文天津市政府，强烈要求取缔饭店妓女，以振兴乐户区的娼妓业。同月15日，市长杜建时亲自下令取缔饭店妓女，并以市政府丙秘叁字第7157号指令通告警察局、社会局协助办理，令饭店妓女于10月15日以前全部迁出。各饭店妓女闻讯后亦组成16人代表团在国民饭店召开记者招待会，历陈饭店妓女在招待盟军时的功劳、乐户区无房可租等迁出困难的理由，而各饭店经理则以盟军仍对饭店妓女有需求为由，联名呈文市政府、临参会、警察局和社会局，请求延缓迁出期限。
1947年初，美国军队离津后，市政府再次重申饭店妓女迁移的命令，并限于3月31日以前迁出。各饭店妓女史美君等86名代表，再次呈文临参会，请转市政府再请缓迁，呈文列举6项理由，洋洋数千言。但这次市政府是下定决心，令警察局派各区警员日夜巡视，凡发现游娼即刻拘捕，各区警局每月呈报一次辖区查禁情况，并令各饭店经理具结保证书，保证该饭店无容留游娼事件。警局如发现游娼不但要治罪游娼，还要重罚饭店。走投无路的饭店妓女一是到南市等乐户区搭住继续营业，二是沦为暗娼、私娼。这便是天津娼妓的第四次迁移。
此后，市警察局又开展了查禁暗娼私娼的活动。此项活动的行动线索主要依据老百姓的检举，其次是户警查户口时发现的。但那些暗娼私娼的领家大多买通了巡警，即使有人举报，也难抓住证据，因为她们均以母女相称，和平常的住家没有什么两样。那些没有门路的暗娼、私娼被警局捕获，也只有关一天，罚几千法币，出来后仍重操旧业。据警局统计1948年共拘留暗娼956人。
1947年底，社会各界纷纷提出废除公娼、净化社会风气。为此，同年年底，天津市乐户总代表李天然等呈文临参会，历陈公娼存在的合理性，并提出“先废私娼再废公娼”的废娼意见。临参会经第四十一次会议核准了该废娼意见，并决议“转市政府参考”。市长杜建时批准此案，并令社会局主办，由警察局联络办理。警察局局长接到文件后在上面写道：废娼本属理想，事实上恐难做到，少一公娼，添一暗娼，亦毋庸讳言，而暗娼流毒尤烈。吾国行政总是好高骛远，其实办不通。是以发生各代表办事处滥发证明，亦是势逼使然。而本局如按事实补发执照，无形中省却若干纠纷矣。
至此，公娼制在天津再次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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